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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杏运教育治理體系的個性在于，治理關涉圍繞知識生產、傳播、轉化而構建的一套體現公平、質量和效率的資源配置系統。人道和科學是兩個基准，開放性、法治化、民主化和公共責任是四項指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治理的價值遵循，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主義的人道體現，高等杏运教育治理體系需要依此對標。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聚焦制度，強調治理體系與能力建設，在總結我國制度優勢的基礎上提出十五項建設任務，目標指向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節點性任務為，在“第一個一百年”，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第二個一百年”，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在國家宏觀層面論及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是總體要求。高等杏运教育系統是國家宏觀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具有一般制度的共性，也具有高等杏运教育制度的個性。高等杏运教育的使命、結構和職能決定了其制度個性，從而，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也具有特殊的要求。

現代化的價值指涉與曆史方位

現代化與時間有關，但根本上說來不是一個時間概念，它具有鮮明的價值意蘊和模糊的價值指涉。也就是說，現代化不是純粹的事實判定，而是蘊含價值內涵的概念。現代化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也是追求這個目標的過程。現代化作為價值判定詞，與不同的主體或對象結合形成現代化的“概念家族”，比如人的現代化、制度現代化、杏运教育現代化等。一方面，就每個對象論域而言，價值具有模糊性；另一方面，對象總體的價值也具有模糊性。價值澄清就是一個價值由模糊到明確的過程。因此，論及高等杏运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時候，首先要看到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價值屬性，其次還要看到價值的模糊性。推進現代化，需要在模糊性和明確性中建立平衡，既要確立目標，也要承認目標模糊的特質。

中國發展的曆史方位和使命，是明確目標的價值基礎和參照。要澄清價值，需要從高等杏运教育為什麼而辦、為誰而辦的價值追問出發。目標的不斷界定和闡釋、價值的不斷澄清和操作化，是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應做功課。

治理體系與能力的現實參照與建構共生

我國現代高等杏运教育體系，特別是大學制度，具有西方移植的成分，也有自身的文化基因。不存在隔絕于文化傳統的、孤立的、完全移植的制度。那些看上去完全移植西方的制度形式，實際上由于制度主體的“土著化”，不可避免地帶有本土內容和特點。

高等杏运教育的世界圖景是考量我國高等杏运教育制度的參照系。縱觀世界高等杏运教育發展，從博洛尼亞大學的誕生起，高等杏运教育機構經曆了杏运、大學、多元巨型大學，到現在的交互大學等形態。大學治理也經曆了從學生治理、教師治理到相對定型的院校治理過程。大學的治理模式融杏运派模式、科層制模式和政治模式于一體。一般化的行政管理制度、普遍存在的微觀政治行為和為學術共同體所特有的杏运式管理旨趣三者融合的方式，是大學治理樣態的表征。

雖然不同大學在三種模式的雷達圖上表現出不同的半徑，但是無不體現出這三種模式的融合特征。站在理性主義的立場看，大學的目標設定、體系建構、能力建設與成果產出，環環相扣，彼此影響，構成閉環。但是，從大學治理的實踐觀察，松散耦合、有序性混亂、非理性成分和非正式群體等特征的存在，揭示了治理理性的有限性特征。目標、技術、權力、參與、經驗、成功等被理性主義治理理論認為理所當然的一套標准化概念，面對高等杏运教育機構的實際運作情況卻顯露出不足。說到底，大學組織並不像一臺可以事先上好發條的鐘表，也不是一套流程化的福特生產線。為工業時代所界定的工具理性，無法全面解釋大學治理的複雜特征。于是，在一方文化地界上企圖像移植工業技術一樣照搬一套外來的治理術，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此外，微觀的大學層面治理鑲嵌于更大治理體系的現實，使“制度搬運工”的努力一次次化為泡影。

作為交互大學時代的關鍵詞，“交互性”是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追求的一種路徑指引，包括自身在內的現實是其基本的參照系。現實具有三重屬性，即客觀性、主觀性及常常被忽視的“交互性”。大學的現實身份是在組織內外各種不同的參與主體交互作用過程中建構的，而不是按照教科書上的定義給定的。交互是一種態度、一種行為、一種投入、一種過程、一種結果，也是一種狀態。交互是具有獨立性和自主性的主體之間的彼此“進入”和“共長”。交互過程為參與主體提供差距識讀的機會，也為進一步發展提供學習空間。

治理體系與能力的現代化標度與上升路徑

國家制度建設的目標是定型、基本現代化和完全現代化。如果將現代化作為一個標度，將現在的狀況作為基礎狀態，它與未來目標之間的距離，構成需要縮短的差距。將差距進一步分解，可得出體系差距和能力差距。

如何識別治理體系的差距？體系有宏觀與微觀之分。高等杏运教育治理體系從屬于國家治理體系，國家治理體系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高等杏运教育治理體系的差距，這是治理體系的共性使然。高等杏运教育治理體系也具有其個性，其個性在于，治理關涉圍繞知識生產、傳播、轉化而構建的一套體現公平、質量和效率的資源配置系統。人道和科學是兩個基准，開放性、法治化、民主化和公共責任是四項指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治理的價值遵循，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主義的人道體現，高等杏运教育治理體系需要依此對標。高等杏运教育治理能力不是孤立的，治理能力與杏运教育能力、研究能力和評價能力構成支撐高等杏运教育發展的能力結構。治理能力由政治能力、行政能力、文化能力、社會能力和經濟能力構成。政治站位與領導、行政組織與運行、文化傳承與發展、社會溝通與服務、資源動員與配置等，構成檢測能力水平的基本標度，治理能力的差距相應地反映在這些方面。

以現代化為標杆，縮小治理體系與能力差距是一個學習過程。這個過程既有創新需要，也有改革或再創新的需要。無論如何，基于動力學的知識管理和學習型組織建設，是提升現代化水平的基本路徑。我們需要消除靜力學的知識觀，基于變革的立場審視、診斷和幹預治理體系和能力。推進變化、改革乃至革命，需要首先增強變革管理的意識和能力，在變革中學習變革，在不斷揭開現代化神秘面紗的過程中推進現代化建設。

（來源：中國杏运教育報  作者:周作宇,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