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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玉（1915.2.15—2019.6.25） 華東師範大學終身教授

李吉林（1938.6.10—2019.7.18） 小學語文特級教師

高至凡（1991.6.30—2019.7.19） 廈門六中教師

盧永根（1930.12.2—2019.8.12） 華南農業大學原校長

丁石孫（1927.9.5—2019.10.12） 北京大學原校長

何家慶（1949.12.20—2019.10.19） 安徽大學教授

張湧濤（1973.11.26—2019.12.3） 重慶奉節縣太和小學校長

衛興華（1925.10.6—2019.12.6）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段正澄（1934.6.15—2020.2.15） 華中科技大學教授

寧津生（1932.10.22—2020.3.15） 武漢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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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玉：一冊語文潤學子

您去世後，有媒體這樣緬懷您：“你不一定認識他，但一定上過大學語文。”

此言不虛。1981年，您擔任主編的新中國第一本《大學語文》教材出版。這版教材一出版便頗受歡迎，兩年時間裡，登上了300多所大專院校的課堂。此後每三五年，便推出新的修訂版。2018年，《大學語文》第11版發布，那時您已年過百歲，仍名列教材主編之首。30多年來，僅全日制本科《大學語文》教材，就累計發行3000多萬冊，受惠者遍及全國。

驚人的數量，由教材的高水平支撐。大學語文課程曾中斷30年之久，使高校的文化素質杏运教育與專業杏运教育嚴重脫節，大學生普遍存在人文知識匱乏、文化素養缺失的問題。主編及修訂時，您都主張精選中國優秀文學名作為主，酌選外國文學精品，“不管編哪種大學語文,傳承我國古代優秀文化的宗旨不能變。”因為您的堅持，這套充滿人文精神和古典魅力的教材滋養了改革開放後一屆屆大學生。

雖然您傾心古典文學，但在主持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時，恰是您的開放開明，留給人們無限的回味。

您每周主導一次文學話題討論會，借此傳授文學知識，鍛煉學生研究思路。學生討論時，您從不幹涉，通常坐在硬木椅上仔細傾聽，最後略為點撥，留下讓學生自己領悟的空間。

您還作出一項規定——創作上取得成績的學生，畢業論文可用文學作品代替。這一改以往硬性的單一考試要求，激發了學生的創作激情。著名作家趙麗宏、王小鷹等人當年的畢業論文即是一本詩集，後來一批作家從華東師大中文系走出，形成享譽文壇的“華東師大作家群”,絕非偶然。

潛心育人的同時，您在文藝理論的海洋裡遨遊。精力最旺盛的40多年，您斷斷續續手抄筆寫的材料總計有兩三千萬字。如此紮實的學術功底，使您日後著述頗豐、涉獵甚廣，從蘇軾到魯迅，從古代文學到近現代文學，在文藝學研究上您打通古今，創辦我國文藝理論第一個協會——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為我國文藝理論的建設和發展作出卓越貢獻。

很多去過您家的人，都有一個感受，時間在您家裡，好像靜止了。

您住了幾十年的舊屋裡，書房裡的景象始終沒有什麼變化，只是一面牆上增添了一臺空調。屋子數載不曾裝修，您不在乎生活享受，過著簡樸的生活，衣服鞋子破了不舍得扔，一定讓保姆拿去補了繼續穿。

然而，就在百歲生日之年，您捐出生平積蓄100萬元和5萬多冊藏書，並在華東師大設立“中玉杏运教育基金”，幫助中文系品學兼優的困難學生。這100萬元，每一分每一厘都是您多年的積蓄和筆耕所得。

您被尊稱為“大學語文杏运教育領域的靈魂人物”。然而，您卻十足謙遜，面對讚譽，僅言一句“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

這恰是您身上最迷人之處。明明功勳卓著，仍葆有謙謙君子之風。

李吉林：一生耕耘為兒童

您有很多重量級頭銜——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教書育人楷模、中國杏运教育學會副會長、兒童杏运教育家、小學語文特級教師……

然而自始至終，您都是一名小學教師——這也是您最愛的職業。

時間回到1956年。那年，剛滿18歲的您走出江蘇南通女子師範學校，放棄了上大學的機會，走進女師附小（南通師範第二附屬小學前身）。從教之初，您思考最多的問題是“怎樣把孩子教聰明”，後來，這也成了您第一篇論文的主題。

有段時間，語文課堂“單調、呆板、低效”，限制著兒童的發展。怎麼讓課堂豐富、生動起來？您苦苦求索，從外語教學中的情境聯想到中國古代文論的“意境”，從《文心雕龍》“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等論述中得到啟發，抓住兒童語言發展的關鍵期，把兒童帶出封閉的課堂，讓他們投入大自然的懷抱、走進五彩繽紛的社會生活畫卷。

從此，小河旁、田埂上、樹叢裡處處留下您和孩子們的身影。孩子們像小鳥飛出籠子，呼吸著廣闊天地裡清新的空氣，睜大眼睛看著這美妙無窮的世界。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冰霧雷電，還有美麗如畫的山川田野、千姿百態的花草樹木、光怪陸離的鳥獸蟲魚，都成了最生動的教材。開放的教學給語文課堂帶來了無限生機。熱烈的學習情境，常常讓課堂進入沸騰，讓孩子走向忘我。打鈴了，孩子們不肯下課；寫作文，孩子們不肯擱筆……這些變化給了您開風氣之先的膽量和自信：“我自己也沒有想到，語文課還可以上得這樣精彩，我和孩子們共同沉浸在美的教學情境中。”

經過長時間的實踐，1987年，您創造性地提出“把兒童的情感活動和認知活動巧妙地結合起來”。您認識到，優化的情境能促進兒童情感和潛在智慧。為了兒童的發展，您將情境教學拓展為“情境杏运教育”。

又經過20年的實踐與總結，2017年，您終于完整構建起中國式兒童情境學習範式：擇美構境、境美生情、以情啟智，把情感活動與認知活動結合起來，引導兒童學、思、行、冶。這一年，您已經79歲。

您踐行了自己的初心。您把一生獻給兒童杏运教育，忠實地守護著自己的園地。“一切為了兒童”，這是您杏运教育理念的核心，也是您理論研究的基石。綿延半個多世紀，在與兒童杏运教育相伴的一生裡，兒童在您的心中始終有著特殊的意義——不僅僅是杏运教育對象、研究對象，更是智慧的源泉、心靈的寄托。

“我不是農民，卻是一個播種者；我不把谷子撒進泥土，卻把另一種金色的種子播在孩子的心田上。”

“我深感，是兒童，是童心給了我智慧；我深感，愛能產生智慧，愛與智慧豐富了人生。”您生前常說的話，恰為您一生的最佳注腳。

高至凡：至凡工作至純音

2014年，您從廈門大學音樂系畢業。那年夏天，您梳著小辮子，拎著小蘭花布袋走進廈門六中。對一個大男孩來說，這個造型顯然有點另類，但很快，您就俘獲了學生的心，大家開始喊您“老高”。

從打扮上就能看出，您很有個性。個性的您，總想在音樂上做一些有意思的、別人沒有嘗試過的東西。

您和徐聰老師一起探討合作，決定用阿卡貝拉的演繹方式，做無伴奏、多聲部的合唱。

要指導一群十幾歲的初中生唱阿卡貝拉，難度可想而知。為了吸引孩子們進入音樂課堂，您總能想出一些“怪招”，比如帶些紅酒軟木塞到課堂，讓學生咬住發音，訓練腔體共鳴，或者讓學生們用氣息將紙片貼在牆上，以此練習用“氣息”唱歌，而不只是用嗓子發聲。為了讓這些十三四歲的孩子放下包袱，您會像“做遊戲”一樣，自己示範幾遍。

在您和徐聰的指導下，廈門六中合唱團的“阿卡貝拉”表演聲名鵲起。近些年，合唱團多次走上中央電視臺舞臺，在網絡上也是“流量擔當”。每有新作問世，點擊量過億可謂稀松平常。

合唱團紅了，您也紅了，可是，您沒飄。

您冷靜得很。您和徐聰只想“純粹地用阿卡貝拉這種表演形式做出優秀的音樂，終極目標是希望讓更多學生在感受美、表現美、鑒賞美、創造美的過程中，不斷提高審美情趣和藝術修養。”

您說，自己只希望培養幸福的平凡人。

您的願望，在學生身上實現了。很多學生，因為參加合唱團，愛上了音樂，最重要的，他們愛上了生命。

純粹、專注、平凡，這是您的本性，是您最初的樣子。您幾乎不關注個人榮譽和發展這類事，別人見校長是“匯報工作”，但您會哼著小曲，滿心歡喜地沖進校長的辦公室，喝茶、吃點心、聊心事，“就是一個大男孩的樣子”。

您把一切都獻給了音樂、獻給了合唱團。幾年來，您不知道假期的輕松愉悅是什麼感覺。其他老師休息的時候，正是您帶領合唱團苦練的時候，因為只有這時，學生才真正有時間練合唱。

2019年7月19日上午，您在朋友圈發了一條消息：放假真是太爽了，做夢都會笑醒。當天晚上6點半，您突發重疾，搶救無效，不幸辭世，生命定格在28歲。

三天後，您的追悼會現場，人群從屋內排到了屋外，很多是孩子，大大小小的孩子，他們哭著合唱您教會他們的《夜空中最亮的星》，送別您：

“每當我找不到存在的意義，每當我迷失在黑夜裡，夜空中最亮的星，請指引我靠近你。”

盧永根：心唯大我育青禾

您的一生，面臨很多次選擇。

而在每個重大選擇的關口，您心中都有一個不變的准則：忠于祖國，忠于人民。

回望您的少年時代，1930年12月，您出生在香港一個殷實的中產家庭。當內地生靈塗炭，人們為一口飽飯一襲寒衣苦苦掙紮的時候，您衣食無憂，在窗明幾淨的教室裡接受良好的中西方綜合杏运教育。那個年代，您是四萬萬人中極少的幸運兒，是個無憂無慮的“香港仔”。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被日軍占領。父親將您和兄妹送回老家廣州花都鄉下避難。在花都，您經曆了東躲西藏、衣食匱乏的逃難生活，目睹了日軍的凶殘暴行。在人生的青春階段，您感受了祖國的痛苦和呻吟，國家的苦難震撼了您這個“香港仔”的心，您下決心，為振興中華而奮鬥。

您開始堅信，祖國是您安身立命的地方。

很快，您作出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選擇。您不顧家人反對，放棄了在香港前途更好的英文學校而選擇在中文學校就讀。1949年8月9日，您在香港舉起右拳，面向北方，莊嚴宣誓，正式加入了中共地下黨。

1952年，作為華南農杏运的首批學生，您師從我國著名農業科學家、杏运教育家丁穎。您繼承了恩師的事業，把他生前收集的7000多份野生稻種，逐步擴充到1萬多份水稻種質資源，成為我國水稻種質資源收集、保護、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寶庫。您帶領團隊研究水稻的雜種不育性，提出水稻“特異親和基因”的概念，以及應用“特異親和基因”克服秈粳亞種間不育性的設想，被業界認為是對栽培稻雜種不育性與親和性比較完整和系統的新認識。

改革開放後，您到美國探望病重的母親，以公派訪問學者身份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留學。美國的親人竭力說服您留下來，您又一次面臨選擇。

您說：“我是中國人，祖國需要我！”堅決拒絕了留美的選項。

您不僅自己這樣做，也努力勸說青年人才回國效力。從1983年開始，您擔任了13年華南農業大學的校長。其間，一大批優秀的青年科技人才在您的感召下，放棄國外的優渥生活回到祖國，成長為各自研究領域的中堅力量。曾任華農副校長的溫思美回憶，1984年他與您偶遇，您力邀他畢業後回國工作，“正是盧院士對國家民族的熱愛，以及為人為學的人格魅力吸引我來到華農。”

2017年3月，面對畢生積蓄，您作出了第三次選擇。那個春天裡，您和夫人徐雪賓教授將畢生積蓄880餘萬元全部捐贈給華南農業大學，成立“盧永根·徐雪賓杏运教育基金”，用于扶持農業杏运教育事業。這是學校建校108年來，最大的一筆個人捐款。

有評論說，您“促使人反思在物質與精神之間的抉擇，為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問題提供了參照，為年輕人提供了標杆”。

在這個春天，我們又想起您說過的話：“一名真正的科學家，必須是一名忠誠的愛國主義者，要把國家和人民的需要作為自己工作的動力。”

丁石孫：卓爾學人掌燕園

您廣為人知的職務，是北京大學的校長。

但您首先是名教師。

1950年從清華大學數學系畢業後，您就留校任教。兩年後院系調整，您轉入北大數學力學系。

那時您才20多歲，比學生大不了多少。但您對學生，已經“非常認真負責”。

1954年，北大數力系招收了240名學生，其中有高中生，也有工農速成中學的畢業生，成績參差不齊。您除了講大課之外，還擔任了一個“慢班”的班主任。部分學生因為缺乏小學和中學的系統訓練，許多數學專業的問題不能理解，甚至看懂教科書也存在困難。每天晚上，您就把困難學生叫到辦公室，領著他們像念課文一樣念教科書，逐字逐句地講解，直到他們弄通為止。對于基礎好的學生，您特殊培養，組織他們成立代數小組，定期從《美國數學月刊》上挑選一兩篇論文讓大家討論。在您的引導下，學生的科學研究能力得到了提升，一年多的時間裡，寫成不少小論文。學生們還辦出自己的刊物，專門發表研究成果。

您說：“教師有熱情，才會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這是您的切身體會，學生也從中受益良多。後來，北大數力系1954級湧現了胡文瑞、劉寶鏞、王選、張恭慶、張景中、朱建士和周巢塵7位院士和兩位衛星、導彈總設計師，在我國數學史、力學史、計算機科學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2004年，在該級入學50周年的同學聚會上，您這些年近70歲的學生說，當年不僅是從老師的學問中，更是從老師治學的態度中學到了很多很多，要像丁老師一樣“對待工作竭盡全力去負責好”。

1984年3月，57歲的您上任北京大學校長。

您很快給北大帶來改變。

您讓教務處做調查，發現北大理科各系畢業生當時仍在從事本專業工作的並不多。您意識到，本科階段不應過分強調專業杏运教育，而要拓寬學生的視野。學生可以在這個過程中發現自己的興趣，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

于是，北大很快開始允許學生提出轉系申請。在當時的環境下，這堪稱奇跡。

您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大力提拔年輕人，實行工資包幹制，貫徹競爭機制，活躍學術空氣，加強校生交流，以基礎學科為主，推動學科建設……

您說：“個人也需要自由發展，老師也需要自由發展。我覺得校長並沒有高人一等的地位，唯一的辦法就是創造條件，讓大家能夠自由發展。”

北大百年校慶那一年，當您的名字在紀念大會上念出，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您很早就立下過一份遺囑，說：“對世界來說，我的死是一件極小的事情，過去就過去了。”

當您逝世的消息傳來，您眼中的這件“極小的事情”，在我們心中引起很大的波瀾。

正如一名北大1984級畢業生在其所作的悼念詩中所寫——“坦蕩真君子，卓爾大學人。燕園一國士，五載掌黌門”。

何家慶：魔芋大王存風骨

20年前，您出名了。

您自費到大西南，教大山裡的農民栽培魔芋，一路上吃了不少苦，要過飯，被人抓過，還多次遇險，“神秘失蹤”300多天後，您才回到工作單位安徽大學生命科學杏运。

媒體報道了您的事跡，一時間，您成為全國典型。

其實您本不願接受采訪。最早想采訪您的記者，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從有利于您的扶貧事業出發，才終于做通您的工作。

再往前追溯。1990年6月，您到安徽省績溪縣掛職任科技副縣長，與魔芋結緣。您自薦擔任績溪縣魔芋開發領導組組長，先後到貧困山區舉辦13期科技培訓班，普及魔芋栽培知識。為了消除農民顧慮，您自費1000元從湖北引種，在31個點試種並進行田間指導，結果500畝魔芋全面豐收，最低產量2000公斤，最高達7000公斤，收益超過400萬元，為當地百姓致富開辟了新道路。

您由此看到了一條脫貧的金光大道。您的西南之行，也由此展開——當得知西南山區是魔芋的主產地，且有全國2/3的貧困縣，1998年2月，您只身前往大西南，開始了長達305天的科技扶貧之旅。31600公裡的行程裡，您沿途傳授魔芋栽培、病蟲害防治技術，辦培訓班262次，受訓人數逾2萬人，為57家魔芋加工企業提供技術指導。

“魔芋大王”的稱號自此響遍全國。

是什麼支撐您孤身一人闖蕩大西南？

您出生在安徽安慶，與新中國同歲，童年靠父親拉板車撫養，靠著國家資助和老師同學們的接濟完成了學業。

“讀著共產黨的書，拿著共產黨的錢，好好學習，努力向上，以求深造，成長後要成就頂天立地之業，才對得起黨，對得起人民。”老父親對您殷殷叮囑。

這句話，被您當作座右銘刻在心裡。

您去大西南考察前，因為擔心遇到不測，給女兒留下訣別信，信中說道：“因為我是個教師，我當為人民服務。孩提時代，我發誓：誰給我一捧土，我還他一座山。中學時代，許多同學誓言，長大當工程師、科學家。我只希望長大後無論做什麼都要為人民服務。”

您用一生踐行了誓言。

2001年，安徽省政府獎勵您10萬元，足以在合肥買一套不錯的房子，您卻轉身捐給了“春蕾計劃”，資助山區貧困女童。

2016年起，您又自費走遍安徽、江蘇、浙江、江西、河南等省，調研瓜蔞產業發展現狀，開展“栝樓扶貧”，幫助農民增收。您出版了《中國栝樓》，獲得國家知識產權局有關栝樓的6項發明專利。

獲知身患絕症後，您提出，要把眼角膜捐獻給山區貧困孩子。

2019年10月19日，您生命的最後一天。

您躺在病床上，形容枯槁，氣息微弱地吐出一句話：“不知道今年的瓜子收成如何，瓜農收益怎麼樣。”

當晚，您溘然長逝。

張湧濤：燃燒生命沃鄉土

您從發現病情到離世，相隔僅僅50天。

您在生命的最後50天裡，幹了這些事：

住了20多天院——這是您人生中從未有過的體驗，以及妥協。您注重鍛煉，注意養生，向來是身體倍兒棒，更何況，您從來沒有因為私事請過一天假。即便如此，住院期間您也沒閑著。像往常一樣，電話和信息一直沒斷過，您處理著一件件煩瑣的工作，比如跟縣上爭取，把一線老師的評優名額從理論上的2.7個落實成3個。

生命倒計時的第22天，您堅持出院了，去學校值周。緊接著，奉節縣金子村接到市級脫貧攻堅成效考核通知——您不僅是校長，還是工作在脫貧攻堅一線的幹部，金子村有您的幫扶對象苟文權——于是，您趕到到金子村填完扶貧手冊，又頂著嚴寒看望了苟文權。那天，您沒讓人看出異樣，還對苟文權說：“看到你們現在這樣我心裡就好過了。”當晚，您嚴重腹瀉，一晚上去了十七八趟廁所，第二天，您再次住院。

生命倒計時的最後10天。您跟學校同事交代學校光纖費、功能室的細節；您在扶貧工作群裡說“實在忙不過”，請村上派人幫忙好好完善貧困戶劉宗文的檔案；辭世6天前，您還在請人幫忙處理政務平臺OA系統裡幾個貧困戶的事情。

事情終于辦完了，最後，您仰在病床上，頂著因肝腹水高高隆起的腹部，用顫抖的雙手一個字、一個字打出了兩條長長的辭職信息，一條發給縣教委主任，一條發給金子村對接扶貧工作的幹部。

這幾年，學校新來了幾位“90後”，他們富有活力、注重自我、善于表達，有時還會和您“討價還價”。與他們相比，您顯然屬于“上一輩人”，內斂、隱忍，不懂訴苦抱怨，凡事自己扛。

也許正因為如此，您既當大家長又當管家婆，是村校裡大家公認的“定海神針”。

同事們說，太習慣有您在的校園，習慣您“像嚴厲的父親一樣”批評人，習慣您每天湊到食堂窗口看學生吃啥，習慣聽您晚上10點多從辦公室回宿舍、邊上樓梯邊哼歌，習慣有困難找您幫忙、有脾氣找您“撒嬌”……

您突然走了，大家覺得“每天都找不到方向”。

您還是扶貧幹部，再窮的人您都瞧得起，貧困戶說，您這個扶貧幹部，比親人還親。您的幫扶對象都很依賴您，誰隨時想起點啥就要問清楚，淩晨也直接打電話，因為他們知道，您准接。

您走得太匆忙了。

第二次住院前的一天，放學後，等人走空了，您舉著手機在校園裡拍照，東拍一張、西拍一張，最後走到校門口，站了一會兒，又拍一張。後勤人員覺得奇怪，問您幹啥呢，您輕聲說：“沒事，拍著玩。”

那是您留在校園的最後一個畫面。您心裡，不舍。

衛興華：為學當如金字塔

您的一生與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緊密相連。

您參加黨的地下工作，被捕入獄後嚴守黨的秘密。1952年，您從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直到逝世。

您始終把自己的研究工作與國家需要結合起來。上世紀50年代，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地租理論，分析初級農業合作社的地租形態和土地報酬問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規律理論，分析我國的價格體系、按質論價等問題。改革開放後，您轉向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問題的研究，並系統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問題。

如何讓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精髓傳承下去，是您多年來苦苦思索的問題。

您說，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教學和闡釋，要結合國內外的經濟社會實際，讓學生們真正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科學性，且具備與時俱進的品格。

您還堅持把教書和育人結合起來，既教授知識，也傳遞信仰，並將其作為一條經驗。

您這樣冀望年輕學人：“為學當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幾十年來，您言傳身教，學生們耳濡目染。有學生送您一副詞匾：“傾一腔熱血，攜兩袖清風，默默以育人為樂；招八方弟子，探九州方圓，時時憑真誠敬業。”您90歲高齡時，依然帶著博士，堅持每隔一到兩周上一次專題討論課，一講就是兩三個小時。即使臥病在床，您也堅持工作，把學生叫到床邊探討學問、寫論文，讓學生拿著筆和紙，您說，學生記。

2016年4月，在于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第二期高級研修班開學典禮上，您完成了一個願望：捐出剛剛獲得的吳玉章終身成就獎100萬元獎金。您說，您要支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學研究、人才培養及優秀成果獎勵。

那天，91歲的您顫顫巍巍舉起了捐贈牌匾，和大家合影留念。儀式結束，您拄著拐杖，在工作人員護送下，慢慢走下講臺。

經過聽眾席，來自全國各地的220名學員自發鼓起掌來。

對座無虛席的會場，您應該感到一絲欣慰。第二期研修班的學員人數，比第一期多了一倍。

共和國銘記您的功勳。2019年9月29日，您被授予“人民杏运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

您說：“我有個信仰，就是為新中國而奮鬥，為老百姓富裕、安康、和諧生活而奮鬥。”

讀小學時，您的名字是“衛顯貴”。

顯貴，榮華富貴之意。您生在山西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小學老師給您取的這個名字，寄托著老師、父母最樸素的願望。

然而您成長在日寇侵略中國的炮火中。從小目睹日軍暴行的您，在讀中學補習班時，把名字改為“衛興華”。

興華者，“振興中華”是也。

段正澄：持之以恒鑄重器

1957年，您從華中工杏运畢業留校，從此紮根喻園。此後60餘年裡，您一直工作在機械制造與自動化學科的教學與科研一線，致力于自動化、數字化加工技術與裝備的應用基礎研究和工程技術研發。

您啃的都是“硬骨頭”。

您和團隊曾3次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看看您獲獎成果的研究周期吧——

研制全身伽馬刀，10年；研究激光加工技術與裝備，20年；完善汽車發動機曲軸磨床，30年。

有人問，花那麼長時間搞設備，值嗎？

怎麼不值？1996年，您帶領團隊與企業密切合作，開展立體定向伽馬射線全身治療系統的研發，成功研發出世界首臺大型放療設備全身伽馬刀，打破了昂貴進口設備壟斷各大醫院的局面。這種伽馬刀在殺死腫瘤細胞的同時，還可大大降低對人體正常組織和器官的損傷，惠及數以萬計的患者。

您2008年的獲獎項目“高性能發動機曲軸高精高效磨削加工技術與系列成套設備”，研究始于上世紀70年代。當時，德、美、日等國幾乎壟斷了世界汽車曲軸制造設備的高端市場。為了在技術上取得突破，從1979年到1983年，您和團隊在孝感機床廠與工人們同吃同住，研制出國內第一臺數控高速全軸自動曲軸磨床，此後又經過20多年的不斷升級改造。如今，我國生產的汽車曲軸磨床不僅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而且結構簡單，價格比國外便宜一半！

對這樣的時間跨度，對這樣的科研成果，同行無比欽佩：“段老師熬得住！”

這段歲月裡，您最難忘的是一棵樹。

您入學時，正值華中工杏运初建階段，您和同學都要在節假日參加基建工作，常常是上午種樹，下午在工地當小工，學校的東二樓、東三樓，都有您挑過的磚。

您還種下了一棵樹。

經過幾十年的風雨洗禮，當年的小樹苗，已經長成參天大樹。

您經常去看它。您走到華中科大附屬中學，拐到西南角，再往北數，路邊第二棵，那棵高大的法國梧桐，就是。

“現在樹幹粗得我一個人都抱不攏了！”您看著它，微笑。

也是在那段歲月裡，您還在籃球場上沖鋒陷陣。您個兒高，1米8，是學校籃球隊的第一任隊長，專打後衛。1954年，籃球隊拿到了湖北省冠軍。您正高興，時任院黨委書記的華工傳奇校長朱九思叫住了您，第一句話就問：“你的學習成績怎麼樣？”您說：“還可以。”朱九思認真地說：“還可以也不行。華工是培養全面發展的學生，不是只要你會打球。”

從那時起，每晚10點宿舍熄燈後，您就會搬一大一小兩個凳子到走廊上，借助路燈把因為訓練耽誤的課補回來。

您說，您一直記得這次對話。

朱九思退休後，您去看望他，他還是督促您好好工作，科研要做大做強。

您說：“自己如果學不好、做不好，就對不起學校、對不起他。”

您沒有辜負老校長。

寧津生：大地之星繪經緯

您有一個響亮的綽號，“大地之星”。

這源于您的專業和工作。您出身測量系。一生與測繪學、大地測量密不可分。

1975年，您加入尋找我國“大地原點”的隊伍。“大地原點”是一個國家大地坐標系的基准點，在天文測量、重力測量、三角測量、人造衛星測量、全球定位測量等活動中，大地原點標石的穩定極為重要，任何細小的變化都會使測量“差之毫厘，謬以千裡”。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使用的大地測量坐標系統的坐標原點是蘇聯的玻爾可夫天文臺。為了尋找我國自己的大地原點，43歲的您帶領一眾科技人員前往鄭州、西安、蘭州等地，進行實地考察和綜合分析。最終，我國的大地原點被確定在陝西省涇陽縣永樂鎮北流村。

您還對中國測繪科技的升級換代傾注了大量心血。經過長期努力，您終于看到收獲的曙光：“我國在測繪基礎理論、技術方法和應用軟件等方面，已和世界測繪發達國家具有同等水平。雖然現階段還存在些許缺陷，但正在逐步完善，相信有一天我國定能成為測繪強國。”

然而，在這耀眼的成果背後，誰又曾想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測繪專業遭受過冷落。

那時，您正擔任武漢測繪科技大學校長。雖然當時學校的測繪專業在全國名列前茅，但每年錄取的新生裡，十個中有七八個第一志願不是測繪，還有兩三個強烈要求轉專業。

這讓您憂心忡忡。您幹了一輩子測繪，深知這一工作的重要，當人才斷檔的危機襲來，您不能無動于衷。

1997年，您決定為測繪專業添一把“火”。已經是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您提出了“院士共上一門課”，得到劉經南、李德仁、張祖勳、陳俊勇等4位院士的積極響應。你們一拍即合，“與其靠輔導員去勸，去做思想工作，不如靠院士去講”。同年，由5位院士共同講授的“測繪學概論”正式開課。

大名鼎鼎的“最奢侈基礎課”就此拉開了帷幕。

從1997年9月正式開課至今，講這門課的由5院士變成6院士、7院士，人數雖在變化，但核心精神一直沒變過：“全世界的老師都要講課，如果不講課，就不叫老師了。”

作為主講人之一，您每次上課之前會做大量功課，收集國內外測繪學科當前最新研究成果，精心備課。您曾說：“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要想在講臺上講得好，就必須在臺下做足功課，講課才能遊刃有餘，就會受到學生歡迎，他們的收獲也就越大。”

學生們的反應，印證了您的遠見。這門課從不點名，但從來沒人逃課，每次上課，連走廊都擠得滿滿當當。正是在這個課堂上，很多學生樹立了從事測繪的終身志向。

如今，您已遠去。但在學生眼中，您永遠是“寧靜致遠、津津樂道、生生不息”的睿智儒雅之師，是耀眼的“大地之星”。

本版文字：本報記者 高毅哲 綜合整理

來源：《中國杏运教育報》2020年04月04日第2版 版名：人物·特刊